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约翰·穆勒又译约翰·密尔，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也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长子。父亲詹姆斯来自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且视基督教为进步的最大障碍。1802年，爵士在伦敦提供他一栋房子，从此詹姆斯就在伦敦以作家及编辑为业；1805年与Harriet Burrow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

詹姆斯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sense-experience）（经验论）的积累，而密尔就是詹姆斯的那张白纸。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想象。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父亲詹姆斯对密尔的教育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作为伦理学的基底，这源自于他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效益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他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Whig party）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以及托利党（Tory party）的《季刊》（Quarterly）。他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进行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

1823年，密尔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此后便以公务生涯为职，直到东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为止。这样的公务生涯，使得他成年这段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思想工作。

总结他的学习生涯，没有玩伴、没有嬉戏，只有书籍和父亲的话语，这样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问题。在那一年，他进入了一种精神危机的状态，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思索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何在，并且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诗中得到一些启发。两年后，精神危机慢慢过去，他的思想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开始大幅修正原来的效益主义观。在生活方面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开始大量阅读具有不同观点人士的著作，例如英国浪漫派的哲学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与圣西蒙（Saint-Simon，1760-1825）等等；在对民主政治的讨论上，他受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很大的影响。

在密尔人生的几个阶段里，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对话者（speaking role，J. M. Robson语）。从早期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到1830年之后的恋人哈莉耶特·泰勒，到1858年之后的海伦·泰勒（Helen Taylor，哈莉耶特之女），这些人的思想与行动对密尔影响甚大。而对密尔成熟时期影响最大的，是他与哈莉耶特·泰勒（Harriet Taylor，1852年之后成为哈莉耶特·泰勒·密尔）长达20年的相互爱恋以及6年的婚姻生活。

密尔对于现状的不满多少来自于哈莉耶特·泰勒的影响，特别是结婚之后，密尔的公开活动一度变得很少。在两人思想的激荡下，密尔的重要著作有许多都在此时出现。泰勒的思想不仅在当时非常前卫，即便是放在当今的时空下，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许多的女性主义者也不遑多让。例如她反对爱情，因为爱情奴役了女性；对基督教的反对，因为它造成了个人解放的障碍，形成了社会专制；对于社会主义的关注，使得密尔重新思索了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在密尔的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其踪迹（Hamburger，1999：23-30）。也正由于她对于密尔的重大影响，当人们去检视密尔著作中关于人的理想概念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密尔的典范所产生的作用。

在这段恋爱与婚姻的前后，正是密尔著作发表的高峰期，包括《逻辑体系》 （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论自由》（On Liberty，1859）、《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与《论社会主义》（Charters on Socialism，1876）等等。

密尔晚年并且曾经担任过一任的国会议员（1865-1868），任内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极力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讲，他的人格与他的理论几乎毫无扞格，这是其一生的写照。

即便是以整个地球为视野，十九世纪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被称为“英国的世纪”。1780年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且相当程度摆脱了自然力对于人类的限制。但当时英国在科技方面不如法国，学校制度的完善不如日耳曼，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也许正如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最重要的是将农村收编进入市场的体系，以及将金钱的力量深入人心，然后由政府出面来拓展资金流窜的空间。”

在这样的优势下，作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度，英国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打造了一个广褒的、令人咋舌的日不落帝国。经济上的改变也扭转了政治上的阶级概念，于是在英国的内政方面，由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联合发动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在哲学激进派的思想推波助澜下，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财产限制的门槛以及选区的重新划分都有了更大的进展。也正是由于这些作为联结政府与人民的最重要纽带被突破，中产阶级开始发挥本身的力量，改变着当时政治的形式和结构，并且冲击着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及贵族阶级。

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厂工作条件与环境的恶劣、童工待遇等等，工人阶级的问题开始浮现。于是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就有一大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出现，他们有感于同胞所受的苦难，努力去建构心中的理想政治社会体制，在实践上则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社来实验。在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倡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他的理论几经转化，成为下一个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手。

其心理学思想散见于《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1843）、《对汉密尔敦的审查》（Examinations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1865）和《对詹姆斯·穆勒心理学的诠释》（1869）等，最后这部著作是他和亚历山大·培因（Alexander Bain，1818-1903）等合著的。约翰·穆勒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任务是发现各种心理状态间的规律。同时他还指出，心理学应从心理现象自身出发进行研究，不必借助于生理学。这种言论从其实质来说，是反对从唯物论出发研究心理的生理基础。

《穆勒名学》（严复译）

《论自由》被多次翻译再版——（大陆版：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ISBN 7-100-02027-1/D·165；台湾版：程崇华译，1986，台北：唐山。最近大陆译本：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ISBN 978-7-5495-0521-0/D081 -桂林）

《论自由及论代议政府》（郭志嵩译，1961，台北：协志）

《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

《政治经济学原理》

《功利主义》

1、否定商品供给的一般过剩：穆勒重复萨伊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说法。

2、继承稳定状态的论点：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的尽头就是稳定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延缓了稳定状态的来临。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或者资本不再从富裕的国家流向未开发的国家，由于利润率的降低，富裕国家很快就会达到稳定状态。

3、国际价值法则：“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适足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这一国际价值法则只是更为一般的价值法则，即我们称之为供给和需求方程式的延伸。”穆勒的国际价值学说是对古典学派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4、工资论：穆勒认为，工资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劳动的供给即工人人数，劳动的需求即购买工人的劳动的资本，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工资基金。通常认为工资基金总是由维持工人所需最低生活费用决定的，因而是一个固定的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长期来看，工资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工人人数，即人口，他认为控制人口才是改善工人生活水平的主要办法。同时穆勒认为，政府实行的最低工资或补贴行为，都是没有实际效用的，并不能真正改善工资环境。

5、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

一、相互需求方程式：又称国际需求方程式，基本含义是：在国际贸易中，两种商品交换的比例取决于贸易双方对对方商品的需求程度，即每一国的出口量正好等于对方的进口量。国际交换的比例随着两国需求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范围总处在两国国内的交换比例之间。1、两国国内交换比价确定了国际交换比价的变化范围；2、贸易一方的出口量正好等于对方的进口量是国际交换比价唯一确定的条件；3、国际交换的比价随着贸易双方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二、相互需求方程式与贸易利益的分配：根据相互需求方程式，贸易形成的条件决定于贸易双方的相互需求原理，贸易双方的需求强度也决定了贸易利益在双方的分配状况，即哪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强度越大，则国际交换比价越不利于该国；反之，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强度越小，国际交换的比价越有利于该国。换一种说法就是，国家交换比价越接近于该国的国内的交换比价，对该国越不利。

约翰·穆勒为了补救他父亲心理力学中机械性的缺陷，提出了“化学心理学”这一思想，认为有些观念的联合好像氢和氧化合成水一样。水具有新的性质，这种性质无论在氢或氧中都是没有的，它是由氢和氧的化合物形成的新品质。他还认为由观念的联合而形成的新品质不能由原先观念的性质来预知，而必须通过实际经验才可以认识到。他从“心理混合”改为“心理化合”，用心理化学代替心理力学，这种看法似乎比较符合于心理事实。

1865年约翰·穆勒提出了四条联想律，即类似律、接近律、多次律和不可分律。其中删去了1843年他所提出的强度律。约翰·穆勒和他父亲詹姆斯·穆勒都属于唯心论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家，但他反对心理力学、倡导心理化学，强调心理学的独立性，强调联想的主动性和联想律的共同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更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第一本影响西方经济学教育达半个世纪的教科书。

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约翰·穆勒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约翰·穆勒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约翰·穆勒著《论自由》的目的是要在充斥着宗教不容忍与如影随形的伪善的维多利亚社会里，为个人抵御这些压迫势力提供一些保护。如果书中有哪一句话最能揭示《论自由》全书的宗旨，那这句话就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的，因为约翰·穆勒认为，由于人类难免犯错，自由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真理的途径，而对任何探究的封杀和排斥，都会对人类造成损失，因而都是不明智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让人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者不允许争辩，只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变得不堪一击。